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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鼓励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积极开展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；鼓励各类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支持和参与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；鼓励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机构“组团式”确定服务电话号码，建立服务调度平台。《北京市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目前已制定完成，并从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公众可于6月25日前向市卫健委反馈意见。（6月4日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
北京市此举触及到医疗服务保障方面的一块突出短板。当患者出院回家，或在病情稳定期间跨城市转运时，通常需要救护车提供转运服务。尤其是一些患者的病情虽然不算紧急，但可能行动不方便，或是为了随时吸氧等原因需要保持特定的体位，有些患者的病情则可能会在转运途中出现变化，因此不适合搭乘普通的交通工具，需要专业车辆转运。但120主要负责院前急救转运，很难顾及到非急救转运。

当通过正规渠道找不到救护车时，患者家属就只能冒着被欺诈的风险去寻求“黑救护车”。然而，“黑救护车”发生强制拉客、坐地起价、随车人员不具备医学资质或资质不全、车载医疗设备只是摆设、实施虚假抢救、半路扔下患者等情况已经屡见不鲜，令民众深恶痛绝。遏制这种乱象，除了需要从监管方面发力之外，还需要考虑到非急救转运的巨大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实情况，并在这方面补充资源。

院前急救有《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》等法规作为保障，有急救中心（站）等责任主体提供服务，但非急救转运还缺乏相应规则。为非急救转运立法，就能明确非急救转运的服务主体并规范服务流程，让非急救转运服务变得有章可循。这样一来，非急救转运的刚需就会出现与之对应的“刚供”。为了确保供需平衡，在满足非急救转运巨大需求的同时，还可以通过更加规范的转运服务将“黑救护车”挤出市场。

当然，规范非急救转运服务，还需要经历一个总结提升的过程。急救与非急救之间有清晰的界线，两种服务必须做好连接。非急救转运常常需要跨城市甚至跨省份提供服务，涉及多地管理，因此需要在定价和服务监管等方面做好区域协调。此外，非急救转运服务是一块巨大的市场蛋糕，有序的竞争可起到降价提质的作用，然而竞争失序甚至是恶性竞争，就可能出现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等市场乱象，因此需要防范出现类似情况，并总结出切实有效的措施。

北京市此前针对非急救转运已推出一些有力举措，比如2020年经整合急救资源，明确999号码不再担任院前急救服务，改为提供非急救转运服务。这次出台《办法》，北京市非急救转运服务有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，也为化解这道难题提供了可借鉴的举措。

相比北京，不少城市的非急救转运能力薄弱，规则也缺乏，因此应该通过多种方式，为非急救转运立好规矩，并充分调动社会各种力量，为这种刚需提供刚性的供给，让非急救转运不再成为社会的一大困扰。